周王室东迁后，天子权威旁落，传统宗法制度日渐瓦解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，士阶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动自由。与此同时，诸侯争霸成为时代主线，而人才的吸纳与运用也逐渐成为各国争霸的关键。
春秋中期，北方晋国和南方楚国两大强国迅速崛起，成为左右春秋局势的关键力量。楚国平定汉水流域小国后向北扩张，晋国内乱平息、重耳（晋文公）即位后政局稳定，成为中原诸侯的核心，双方从城濮之战起，展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霸权争夺。双方综合国力较量的背后，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才的比拼，故而，在这一时期，晋楚两国成了春秋时期人才流动最为频繁的地区。
国历君自制楚庄王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影视剧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
“虽楚有材，晋实用之”的局面，也随之出现。这句话出自《左传・襄公二十六年》，是蔡国大夫声子出使晋国归楚后，与楚国令尹（楚相）子木对话时所说。声子指出，虽然楚国有很多土生土长的人才，但这些人才都流去了晋国，被晋国重用。
为什么楚国盛产人才，最后却为晋所用？
“独特”的楚国
楚国的人才流失，与其独特的立国根基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体制、治理传统密切相关。
春秋时期楚国简图。来源/谭其骧版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
与中原诸侯国不同，楚国最初不是由周王室分封而来。楚国先祖鬻熊率族人在南方蛮荒之地拓土开疆，历经熊丽、熊狂两代的艰难经营，逐步在江汉流域站稳脚跟，奠定立国根基。直至熊绎在位时，周王室才正式对楚国已实际掌控的疆域予以名义上的分封认可，即“故地而封”。
楚国的建立是“自力更生”的结果，因此与中原各国格格不入，缺少亲缘网络。这也导致以鬻熊为始祖的楚国王族，自始至终都将强化王族核心地位、巩固王族主导作为治国根本，认为“外人”不可尽信。在楚国的政治结构中，王族始终处于绝对核心地位，权力高度集中于王室及亲近宗族手中，形成了“王族专权”的政治传统。以楚国的百官之首令尹为例，几乎没有王族之外的人担任这一官职的例子。清人顾栋高在《春秋大事表》总结令尹任职情况说：
“楚令尹见《传》者二十有八人，唯彭仲爽为申俘，以贤进用，余皆王族也。”
“王子午”青铜鼎，王子午系楚庄王之子。来源/中国国家博物馆
王族核心的传统直接塑造了楚国僵化的用人机制与严苛的政治生态，成为人才外流的根本诱因。
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政治更是进一步挤压了人才的发展空间，加剧了这一现象。
留不住的人才
春秋时期，楚国的权力长期集中在若敖氏、𫇭氏、阳氏等贵族宗族手中，形成了“宗族掌权、世代相袭”的权力格局。这些宗族均为楚国王族分支，凭借血缘关系垄断了朝中核心职位：
楚以令尹当国政，而自子文以后，若敖氏、成氏、𫇭氏、阳氏，皆公族子孙，世相传授，绝不闻异姓为之。（《春秋大事表》）
非宗室子弟即便才华出众，也难以突破血缘壁垒，获得参与核心决策、执掌重要职权的机会。
这种基于血缘的权力垄断，使得楚国的用人机制丧失了灵活性与包容性，大量非宗室贤才被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，抱负难以施展。
在此“任人唯亲”的传统之上，楚国君主还多刻薄寡恩，对臣下容错率极低，形成了“败军必罚、疑罪从重”的残酷治理模式，与中原诸国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”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。并且，在军事活动中，楚国对于官员的“追责制”也实行得非常严格，外出将领如若打了败仗，其结局就是自杀，即便是令尹、莫敖这样的高级官吏也不可避免。
子犯编钟，铭文明确记载子犯辅佐晋文公伐楚、城濮大捷。来源/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
比如，城濮之战中，楚国令尹子玉率军与晋军交战失利，楚成王非但未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反而派人携带书信问责，用词激烈，最终迫使子玉自裁身亡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记载说：
既败，王使谓之（子玉）曰：“大夫若入（归国），其若申、息之老何？”子西、孙伯曰：“得臣将死，二臣止之曰：‘君其将以为戮。’”及连谷而死。
而对战的晋文公得知子玉死讯后，喜出望外，直言“莫予毒也”，庆幸楚国失去了一位能与之抗衡的名将，晋国的霸权威胁大幅减轻。
无独有偶，鄢陵之战后，楚军主帅司马子反因饮酒误事、战事处置失当，也在令尹子重的压力下被迫自尽。而反观同期的秦国，崤之战中孟明视、西乞术、白乙丙三位统帅兵败被俘，归国后秦穆公不仅未加责罚，反而主动揽责，认为战败是自己决策失误所致，继续对三人委以重任。最终，孟明视等人不负所托，率军击败晋国、收复失地，一雪前耻。一宽一严之间，楚国与他国的人才环境高下立判，大臣贵族动辄因战事失利、君主猜忌而面临杀身之祸，逃亡他国成为许多贤才自保的必然选择。
同时，楚国滥用刑罚的风气盛行，《左传》称其“多淫刑，其大夫逃死于四方”。楚国君主与贵族为巩固权力，常以严苛刑罚打压异己、震慑臣下，许多贤才因卷入贵族纷争、遭受无端猜忌而被迫流亡，比如伍举因岳父王子牟获罪逃亡，虽无任何证据表明其参与其中，却仍受到牵连，为躲避追责不得不逃离楚国，辗转投奔晋国；伍子胥之父伍奢身为楚国太子太傅，遭奸臣费无忌（一作费无极）陷害，被楚平王下令处死，伍子胥为报父仇、避杀身之祸，忍辱负重出逃吴国，最终辅佐吴王阖闾率军攻破楚都郢城，成为楚国的致命威胁。
栢氏伍子胥画像镜，东汉。来源/上海博物馆
此外，还有观起、郤宛等多位楚国贤士，或因功高震主，或因遭人构陷，最终要么被杀，要么被迫流亡。这些人才若能被楚国妥善任用，必将成为楚国争霸的重要助力，但在楚国糟糕的人才环境中，他们只能在重重逼迫之下逃离母国，反而成了阻碍楚国进一步壮大的敌对力量。
广收楚才
与楚国相比，晋国的“人才政策”可谓反其道而行之。
晋国的立国基础虽源自周王室分封，但其政治发展过程中，始终注重打破血缘宗法的束缚，形成了“不论亲疏、唯才是举”的用人传统。晋国早期曾经历多次内乱，王族势力受到一定削弱，这为非宗室人才的崛起提供了空间。晋文公即位后，为整顿内政、扩充实力，大力招揽人才，无论是宗室贵族、本国士人，还是外来投奔的贤才，只要具备相应才干，均能获得任用。狐偃、赵衰、先轸等名臣，虽部分与晋文公存在亲属关系，但更多是凭借自身谋略与才干受到重用。这种用人传统被后世晋国君主继承发扬，逐步打破了宗族血缘对权力的垄断，为外来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平台。
国历君自制晋文公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截图
对于来自楚国的人才，晋国不仅予以接纳，更敢于委以重任，让其参与核心决策，充分发挥其对楚国国情熟悉的优势。
比如，苗贲皇本为楚国令尹斗越椒之子，因其父作乱失败被迫出逃晋国，晋厉公对其予以重用，委以大夫之职。鄢陵之战中，苗贲皇向晋厉公详细透露了楚军的部署虚实、兵力强弱及指挥体系漏洞，建议晋军集中兵力攻击楚军左右两翼的薄弱环节，避开中军主力。晋厉公采纳了这一建议，最终大败楚军，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的中原霸权。
国历君自制夏姬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影视剧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
申公巫臣原本是楚国大夫，因与楚国令尹子重结怨，又不满楚庄王对夏姬事件的处置，转而投奔晋国。晋国君主对其极为信任，任命其为大夫，巫臣主动献策，建议晋国联合吴国，扶持吴国发展势力，以牵制楚国的北向扩张。晋国采纳此计后，派巫臣前往吴国传授兵法、战车技术，吴国势力迅速崛起，不断袭扰楚国后方，使楚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，疲于奔命，极大地削弱了楚国的争霸实力。
晋的优势
晋国完善的人才激励与容错机制，进一步增强了对人才的吸引力。对于归附的贤才，晋国根据其能力、功绩授予相应的爵位、土地与俸禄，给予充分的信任与自主权，让人才能够心无旁骛地发挥所长。同时，晋国对人才的容错态度远胜于楚国，即便人才出现过失，只要并非原则性错误，往往能获得改过自新的机会。
比如，晋景公时期，先縠因在邲之战中擅自行动、指挥失当，导致晋军大败，但晋景公选择了给予其弥补过错的机会，只说在其后续再犯有过失时，才依法处置。这种容错态度，与楚国对败军之将的残酷清算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让人才能够更安心地为晋国效力。
国历君自制楚庄王表情包。底图来源/影视剧《东周列国·春秋篇》
此外，晋国的政治氛围相对宽松，大臣和贵族拥有一定的进谏空间，君主也多能听取不同意见，避免了因君主独断专行而导致人才受冤。晋悼公时期，大臣魏绛因处置诸侯事务得当受到嘉奖，却主动上书自陈过失，晋悼公不仅未加责怪，反而更加信任魏绛，将更多国政托付于他。这种君臣相知、包容互信的政治氛围，让人才能够感受到尊重与认可，进一步增强了晋国对人才的凝聚力。
楚国任人唯亲，对人才苛刻，晋国却秉持 “任人唯贤” 的用人之道，广纳天下英才。两相对比，大多数人才自然“择良木而栖”，主动流向了晋国。
战国形势图。来源/纪录片《秦灭六国》截图
楚国的人才困境，似乎在警告后世，疆域之广、国力之厚，从来不是称霸的根本；唯有打破血缘壁垒、摒弃苛政寡恩，以开放包容的格局聚才，以知人善任的智慧用才，以宽厚容人的胸怀留才，才能让人才之水滋养国运，让贤才之力成就邦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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